一门网课，我看到了大学生背后的残酷真相丨谷雨 | 黑板洞察-j9国际站登录

作者| 张秋子

编辑丨金赫

来源|公众号“谷雨实验室-腾讯新闻”

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。

这是一位大学老师的网课记录。  

张秋子是云南昆明人。完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业后，她回到家乡，成为文学院的青年教师。从就读的一线城市高校来到这所地方师范院校后，她一头撞上结结实实的生活。这所高校的生源基本来自云南省内，超过半数的学生出身村寨乡镇。如何在并不理想的基础教育之上，展开她的文学教育？如何面对学生花大力气理解但丁或莎士比亚，最终却是去当小学语文老师？  

刚刚过去的半年，为了应对疫情，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开始网络授课。对她来说，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以往课堂上被遮蔽的某些事实，开始被网络撕开、放大，推到每个人面前。在张秋子的网课记录中，我们发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 

对不起老师，我家被偷了，请不要点我回答问题，因为我在派出所做笔录。

一个周三的下午，我开始带领同学们读诺贝尔奖得主石黑一雄的《远山淡影》。

上周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刚读完了黑人女作家托尼·莫里森的《最蓝的眼睛》。莫里森的小说浓郁激荡，大概很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，况且因为1月底爆发的疫情，海外中国人受到排挤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，恰好与《最蓝的眼睛》中的歧视主题相吻合。所以，我在讲的时候，能够不时将现实与文本粘合在一起。相比之下，《远山淡影》乍一读，显得寡淡很多。

为了调动大家的参与，在本课的微信聊天群里，我敲下了几个问题：“你觉得这本小说的主题包含哪些？”“小说中，石黑一雄为什么要伪造一个他者之口来讲述主角的故事？”

每次问完一个问题，我都需要等很久，有时候因为等的时间太久了，我甚至开小差地刷起了豆瓣或者知乎。这次也一样，一分钟后，一个个回答才像泡泡一样，咕嘟咕嘟地浮现在群聊里。

“战后创伤。”

“文化入侵后的迷茫。”

“社会变革的立场冲突。”

“母女关系。”

“因为要逃避过去，不愿意面对自己。”

“因为要审视犯了错误的自己。”

……

如果此时坐在教室里，理想状态应该是二十多个选了课的同学围坐在一起，对小说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推敲与探讨。但此时，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，面对的是电脑发光的屏幕。我不知道每一个在微信群里发言的同学用的是哪个译本，当她或他对小说情节进行梳理时，眼神或表情会流露出什么情绪，而这些微小的表情，又会不会出卖他们对文本最真实的看法。

然而，这还并非问题的全部。这天下午，当我想要一位同学回答问题时，他像是早有预知一般，提前给我发了一条私聊：“对不起老师，我家被偷了，请不要点我回答问题，因为我在派出所做笔录。”

这个男孩我印象很深，瘦瘦的，眼镜片颇厚。大一时学教育学，上了我的大学语文的公共课后，被“诱拐”到了文学院。他爱写诗，每有大作完成就发给我看，我也从不跟他打哈哈，写得好就是好，写得不好的地方就直接说。他跟我说家在曲靖的山里，寒暑假都没法在网上买书，因为送不到。后来再跟他聊，得知丢失了一万多的现金。在农村，这可能意味着全家半年的收入。

在这节课上，他沉默了，而我当时并未意识到，他的沉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。

随着网课的推进，我收到了更多的请假信息，同时也在每一堂里，看到更为显著的学生之间的表现差异。六月初，云南的疫情已经基本平稳，返校上课在即，我把所有的请假信息都保存了下来——

“老师，不好意思我无法参加下周的课，因为我家在贡山，这边发生了泥石流和洪水，家里停电。”

“老师您好，一会上课时有可能你点我回答的时候我不在线，因为我家停电了，我的手机的电可能无法支撑一整天的课。”

“张老师您好，明天的课我想请假，希望您批准。我这周末去转山，结果那边下大雪，我们无法回家。”

“老师您好，一会上课可以不要点我吗？因为我家没网，我在村卫生所蹭网，信号不好，可能无法及时回复。但我会把大家的讨论和发言都听完的。”

……

更多时候，当我在电脑这头想要一位同学语音发言时，有一些同学会花很长时间打字，解释自己家里不方便语音，也有一些同学的语音背景里充满了嘈杂的声音：家人的喧闹、猫儿狗儿鸡儿叫、户外拖拉机突突突、店铺里的提示来客的铃声……他们总是很抱歉地在解释这些令他们感觉尴尬的背景音。

这些声音像一个个窥视孔，让我得以“看到”他们所处的环境。

我精英式的培养要求与学生的就业目的之间，存在最根本的冲突

这学期，我教授西方文学史，从浪漫主义时期讲到现代主义文学。此外，我还按照自己的兴趣，开设了两门文本细读的课程，一门研读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卡夫卡、大江健三郎、伍尔夫的代表作，另一门研读诺奖作家代表作，包括托尼·莫里森、石黑一雄与纪德的作品。两门文本细读课的开设，代表了我对理想文学课的实践。

在中国基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对文学的认识形成了一套非常顽固的模式，开口即“中心思想”，闭口即“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”。太多的思维陈规已经夺取了我们对于文学的基础感知，而文本细读——与作者的每一个字句贴身肉搏，则期待在最根本上还原被遮蔽的感受力。

上了一年多的文本细读课，我深感不易。它需要师生双方都在一个高度上获得统一。对于学生来说，至少应该熟读作品，但我发现，这项基本任务其实都完成得不尽如人意。大概由于习惯了在水课中滑水，很多人觉得读作品就等于去百度上看一下故事梗概。而网课加剧了这种不易，上网课需要高度的自律性，毕竟，不看作品甚至连老师一个责备的眼神也不会收到。所以，我与同学们展开了一场“猫鼠游戏”：为了“逼迫”大家阅读，我会随机请同学们发语音，以接龙形式复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，以此保证每个人都在听课，也都读了。

不过，同学们也偶尔会给我一个“惊喜”：“老师，还没看到这里……”甚至，“对不起，老师，我还没看……”

好吧。我应该学着接受这种落差。

这所师范院校的孩子很多来自云南本地的村寨乡镇，能考入这所一本院校，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。所谓的“小镇做题家”常常被群嘲，但能够“做题”，也已经是一种幸运。他们的成长习惯里，从不必然包含着“阅读课外文学”这个选项，哪怕阅读作品成为了进入大学后的专业工作，一种细致且主动的阅读能力普遍来说仍然是匮乏的。

所以，每个学期开学都是我的“至暗时刻”，那意味着要把许多人的阅读能力和习惯从无到有地“逼”出来。突如其来的网课，缓冲了这场猫鼠游戏的紧张感：他们不读，我也无可奈何。隔着屏幕，连不满都会削弱杀伤力，变得人畜无害。

可是，我又明白，表面上对学业的懒惰，其实可能是整个边陲地区基础教育的单调和刻板。所以，在每一堂文本细读的课里，总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。最根本的，就是我的培养要求与学生的就业目的之间的冲突。文本细读虽然是文学院学生的基本功，但时间和精力成本极高，一个学期只能勉强读完三本小说，此外还需要大量阅读周边的传记、批评文章、论文、日记等材料，已经属于精英式的培养模式。但师范类的学生毕业后，基本上是进入中小学的语文课堂，这种类似于雕刻工一般的精细活儿，显然不适用于一篇小学语文阅读材料的解读。

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呢？看着微信群聊里不断蹦出的回答，我心里犯嘀咕。

在微信群聊里最活跃的，总是那几位。无一例外，总是家境还不错。

我带领学生们读的石黑一雄，属于那种表面上“嘴里淡出个鸟来”的作家。我很喜欢追问学生们读完文本时最直觉性、最粗糙的感觉，因为这些感觉避免了研究与理论等语言的污染，也最切近地传递出一个人感受力的高下。在周三下午的这堂网课上，我还问起了大家对《远山淡影》最直接的阅读体会是什么。

有同学在群聊里说：“第一遍看完真的就是远山淡影，模模糊糊有点印象，看不真切，记不清楚。”

另一些答案也七七八八地进入了屏幕。网课要说有什么好处，那就是某种程度的“匿名性”，因为无需面对课堂上站起来发言的“暴露感”，手机或者电脑屏幕如同保护壳，让所有人都可以躲在后面勇敢地发言，而我可以在群聊中同时看到几个人在发言，然后用微信“引用”的功能，针对性地回复或者追问。

这堂课，我们聊到了《远山淡影》中石黑一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法：以无写有。通过像侦探一般一点点掘进真相，这部小说表面上讲出来的那套故事显得愈发可疑，它似乎是在以“淡出个鸟”来的口吻讲述着某些被遮掩的惊心动魄，而我们则像搜集碎片的文本侦探，整理出一条一条的证据链，拼凑出一个作家并未讲出的真相——他只是狡黠地留下来蛛丝马迹，而只读一两遍，一定会被他的障眼法蒙蔽。所以，那些隔了几十页才又出现的不起眼的细节，比如明信片、小猫、荡秋千的女孩等等，都埋着我们还原真相的证据。

我对学生们说：“我们文本细读要做的，就是要抽丝剥茧，在表面光滑的叙事里找到那些隐藏的小缝隙，这些小缝隙将会把文本撕开一个大口子，暴露出残酷的真相。”微信聊天如果一直发语音，就会形成恐怖的语音轰炸场面，而且听与说之间都有时间延迟，所以，在很多时候，我都直接采用打字的方式授课。

当小说中女主角杀死婴儿、和公公通奸等惊人的真相一点点被还原出来时，有学生在群聊里发了感叹：“wow。”

有同学说：“我去看了知网上的论文，发现很多作者都根本没看懂这个故事，就开始套各种记忆、创伤理论，而讲述的内容和小说存在完全相悖的错误！真是笑死我了。”

看到这些言论，我内心会生出一丝满足感。它可能会暂时地抵消我对这门课培养目的产生的疑虑，毕竟，它还是或多或少为学生们带来了审美或者智力上的愉悦乃至自信。

当然，如果对文本细读不感兴趣，那么上我的课估计就是一种煎熬。网课好就好在，你不用看到学生那种上课百无聊赖、低着玩手机的场景，要是不感兴趣，从头到尾不吭声就行了。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龟毛老师，如果在教室里看到一个一个玩手机的，估计都会有点受内伤。但另一些情况不仅没有被掩盖过去，反而更为暴露了。

在微信群聊里最活跃的，总是那几位。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，总是家境还不错，能够有闲钱买书看书的。在周三下午的课堂上，最活跃的女孩子，她之前就选过我的文学史，课下非常喜欢和我聊各种书和电影。这次课上，她用思维导图做了详细的人物关系谱发到群里，每一个问题都非常有个人特色地进行阐释，甚至能够指出知网论文的硬伤。我没有具体问过她的家庭情况，但知道她是本地人，爱买书，是个影迷。每当谈到文本细节，就总喜欢用电影来进行解读。每当她在群里发言，总是显得自信笃定，侃侃而谈。

如同她谈到的《远山淡影》，她也像一个大学生活的隐秘的裂缝，撕开了一个口子，暴露出更残酷的现实。

以往，我们总觉得大家考到同一所学校、坐在同一间教室里、在同一个微信群里发言，就是平等的。但为什么有的人对各种作品如数家珍，对电影、戏剧信手拈来，而有的人却只能粗泛地谈谈老师规定的篇目，虽然每天抱着手机，但除了娱乐和综艺，并不浏览别的内容？以前，我觉得是个人天赋和兴趣或者毅力的不同，网课之后，却看到了更多的东西。

我得以拥有这些东西，本就幸运地绕过了足够多的暗礁。

六月返校后，我和他们聊起网课经历，有同学特别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老师，其实好多课我都没怎么听，因为我们虽然在上课，但是父母觉得我们是闲在家里的。最近又是农忙，有时候必须跟着父母去田里去摘苞谷，而且要负责每天做家里的午饭晚饭。”

还有学生跟我聊：“在我们那里，父母并不是觉得每个在家的学生只要负责好自己的学习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是边听课边做事。”

甚至有同学吐露：“在家里连自己的房间、电脑、书桌都没有，还要照顾弟弟妹妹。”

其实，网课一开始，我就采用了最节省流量的方式进行。腾讯会议固然能够还原上课时即时问答的效果，但是一直开着会议，很多同学的手机流量承受不了。而且，我也有意识地避免了视频上课的方式，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并不愿意展示她或他上课的环境——比如那位连电脑和书桌都没有的同学。但这远远不够，大学水晶宫一般的环境一旦被打破，很多学生就必须面对真实的家庭环境，这种生活以其必然的操劳与嘈杂介入了学习生活。而且在价值排序中，它也因为其必须性与紧迫性，凌驾在一切学习任务之上。

当一些同学操心着家务琐事并在网络课堂里永远地沉默时，另一些同学则继续展现出他的风采，对文学的热爱、理解与灵性。网络让他们有机会不停地表达——哪怕我并没有在问他，或者并没有在问问题，他们也可以根据我谈到的内容，时不时地在聊天群里输入自己的想法——线下课堂显然不可能这样。

作为老师，这种活跃的讨论氛围，当然是我所乐见的。我们在讨论中也经常会有火花迸溅的时刻。这些课堂里令人喜悦的交锋也像是障眼法，可以让我暂时忘掉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请假的同学，以及那些永远保持沉默的同学。

然而，每当一堂网课结束，我重新浏览一堂课的聊天记录，那些沉默与缺课的学生，又会像黑洞一样攫住我，而那些关于文学何为、本课何为的疑虑，也会重新浮现心头。

大学环境是一个真空的水晶宫。它几乎抽空了学生各异的背景，一个课堂里整整齐齐坐着三四十个人，乍一看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它的差异是隐秘的，而且常常伪装成趣味的差异：有的人爱读书、爱思考、兴趣极广、敢于表达，有的人只看老师规定的东西，而且完成的很勉强，能把自己藏起来就尽可能地藏起来。这种“趣味”的差异，很好地遮掩住了它的成因，其实，每个学生表现出的文化选择与学习能力，都是来自家庭甚至阶层文化氛围的直接结果。

农村出身的孩子务实而认真，以完成老师的规定为目的，他们并不刻意追求知识的博雅，因为他所来自的家庭并没有这种习惯；而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，几乎统一地表现出一种对智力热情的追求——哪怕不在自己的专业上，也会体现在其他“高大上”的方面，他们会选择看晦涩的塔可夫斯基而不是热门综艺，他们会选择听摇滚或者玩乐队，而不是听流行歌手，他们会读老师上课都不会提及的书……这一切，以往总是被诉诸天赋或兴趣。

网课的出现，终于把这个水晶宫打破，把这层面纱掀起。它赤裸裸地暴露了趣味差异之下残酷的真相。这时，大学的线下课堂多少有点像石黑一雄在《远山淡影》中讲的那个表面上发生的故事，显得飘渺不实。瘟疫时期的网课，连表面的相似都做不到了，有一些人注定要缺席，手里拿着的不是书本而是刚摘下的苞谷。

那么，这个时候再问“文学何为”，应该如何解答呢？看起来很矛盾：学生们费心巴力阅读伍尔夫——一个连公交车都不屑于乘坐的精英女性——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云南的田间地头；挖空心思地解读移民作家石黑一雄，却可能连云南省都没出过。他们在四年里象征性地从事着“知识分子”的工作，但最后很大可能还是回到村镇做中小学语文老师。

在最后一堂网课上，我跟大家告别，说：“下周课堂见。”这次，似乎没人缺席。

他们开始统一格式地刷屏：

“老师辛苦了，下周见！”

“老师辛苦了，下周见！”

……

回到校园，水晶宫再现，远山之后的缝隙再度隐匿。我想起了最开始工作时的傻气，那时候很是偏执，总希望学生们好好考研，去个好学校大城市、好好做学术。这些年的教学经历与文学理解，反而使我坦然了，并且意识到一名优秀中小学语文老师的作用——他们远比大学老师或者所谓的“做学术”重要，他们是国民文化的基石。

而我又能教授他们什么呢？不是精英化的文本分析技巧，也不是面对文本的领悟力与热情——我得以拥有这些东西，本就幸运地绕过了足够多的暗礁，或者说，本身就不必面对凌驾于学习之上的重压。这些东西，从来只属于偶然的运气，而非个人的努力。

想了想，大概还是：好好上每一节课。

*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。